法律新語

刑法第194條規定： 於災害之際，關於與公務員或慈善團體締結供給糧食或其他必需品之契約，而不履行或不照契約履行，致生公共危險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九萬元以下罰金。 說明： 舊刑法第二百零八條之公共危險罪，係以災害之際與公務員締結供給糧食或其他日用必需品之契約而不履行，或不照契約履行，致生公共危險為構成要件。 (最高法院刑事25年上字第32號判例) 舊刑法第二百零八條之公共危險罪，係針對在災害發生時與公務員締結供給糧食或其他日用必需品之契約的行為人，若其未履行契約或未依契約內容履行，導致公共危險的發生，便構成此罪。該條文的立法目的是保障在災害期間公共安全與穩定供應，以避免因物資短缺而引發更大的危害或社會不安。 在災害發生的特殊情境下，糧食及日用必需品對社會大眾的生活至關重要，若行為人基於自身利益考量或其他原因未履行契約，可能使受災民眾陷入生活困境，甚至因無法取得基本資源而造成重大危險。因此，此條文意在確保緊急時期物資供應的穩定性，以減輕災害對社會的衝擊。最高法院刑事25年上字第32號判例中即明確指出，此條罪之構成要件為行為人在災害期間與公務員締結契約後不履行或不依契約內容履行，且該行為已導致公共危險的發生。 此判例強調了行為與危險後果間的因果關係，並以此作為認定罪責的基礎。從法律層面看，該罪的規範範圍主要針對具有履約義務的行為人，並對其違約行為施加刑事責任，進一步突顯災害時期契約履行的重要性。這樣的設計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對於災害管理與資源分配具有重要意義，但在現行法體系中，類似規範可能已被更為全面的災害防救法規或公共危險罪取代，其實踐與適用亦需依當前法律框架進行調整。

刑法第149條規定： 在公共場所或公眾得出入之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意圖為強暴脅迫，已受該管公務員解散命令三次以上而不解散者，在場助勢之人處六月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八萬元以下罰金；首謀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說明： 按集會遊行法第29條規定：「集會、遊行經該管主管機關命令解散而不解散，仍繼續舉行經制止而不遵從，首謀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是本罪之成立，須有集會遊行者不遵從解散命令而解散該集會遊行之先決要件，始有處罰首謀之餘地。另依同法第26條規定：「集會遊行之不予許可、限制或命令解散，應公平合理考量人民集會、遊行權利與其他法益間之均衡維護，以適當之方法為之，不得逾越所欲達成目的之必要限度。」又社會運動型之集會，其成員並無一定之資格限制，參加者因對於集會之目的或訴求有所認同，而自動前來參與，彼此間未必相識，故成員間之統屬性相對較為薄弱。至於約制型集會，例如特定機關員工、企業員工、學生或軍隊等團體，皆有一定之上屬人員得以領導約制，故其集會之集合、解散均呈現迅速、規律之狀態。相較於此，參與者僅因認同集會目的或訴求而前來之社會運動型集會，其集會之人員會合通常呈現陸陸續續到場之狀態，而其解散亦呈現陸陸續續離開之狀態，此性質集會之集合及解散顯不能要求其行動之規律及時間之迅速，因此對於社會運動型集會解散之時限，法律應予較大之容忍。又人民集會之自由，屬表現自由之範疇，為實施民主政治最重要之基本權，若以法律限制集會、遊行之權利，則須符合明確性原則與憲法第23條之規定。而主管機關限制或命令解散人民集會遊行時，除應明確蒐證證明被告確有消極聚眾不解散之不作為及違反集會遊行法之犯罪故意外，主管機關所採取短促期間通知屬非召集該等群眾之人逕命其解散之手段，顯難以達到解散該違法集會遊行之目的，尚難據此逕認行為人即確有故意不解散之情。…依錄影蒐證光碟所顯示之時間，歷時僅約4分42秒。換言之，自警方第一次命令解散起至群眾實際解散為止，歷時未滿5分鐘，其解散之時間歷程，尚在法律應予容忍之時間限度內。依此，自不能認為群眾有不遵令解散之情形。…查，關於警方於當日下午2時11分之第1次舉牌係「警告－行為違法」，與集會遊行法第29條規定須「命令解散」而不解散不同，僅可謂係警告性質，尚非正式之命令解散，已如前述。又警方於當日14時14分(錄影光碟顯示時間為04:41)第2次舉牌，內容則係「命令解散－行為違法」...

刑法第294-1條規定： 對於無自救力之人，依民法親屬編應扶助、養育或保護，因有下列情形之一，而不為無自救力之人生存所必要之扶助、養育或保護者，不罰： 一、無自救力之人前為最輕本刑六月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之行為，而侵害其生命、身體或自由者。 二、無自救力之人前對其為第二百二十七條第三項、第二百二十八條第二項、第二百三十一條第一項、第二百八十六條之行為或人口販運防制法第三十二條、第三十三條之行為者。 三、無自救力之人前侵害其生命、身體、自由，而故意犯前二款以外之罪，經判處逾六月有期徒刑確定者。 四、無自救力之人前對其無正當理由未盡扶養義務持續逾二年，且情節重大者。 說明： 就遺棄罪的立法沿革來看，其實現今遺棄罪章的條文，除了仍保有固有法制的倫常精神(第295條)，以及受外國立法例的影響而制定的(第293條、第294條)條文之外，近期社會思想的開放更因為對於孝親的價值觀有所改變，亦即扶養義務的絕對服從已經不被多數人所採納，因而在遺棄罪設置了不罰的情形(第294條之1)，提前統一限制成立有義務者遺棄罪的成罪空間。雖然時至今日，遺棄罪的核心已經不是扶養義務，但是從最近的修法來看，扶養義務的價值觀仍是影響著遺棄罪的修訂，擺脫不了扶養義務與遺棄罪間的關係。按民法扶養義務乃發生於有扶養必要及有扶養能力之一定親屬間。惟徵諸社會實例，行為人依民法規定，對於無自救力人雖負有扶養義務，然因無自救力人先前實施侵害行為人生命、身體、自由之犯罪行為，例如殺人未遂、性侵害、虐待，或是未對行為人盡扶養義務，行為人因而不為無自救力人生存所必要之扶助、養育或保護，應認不具可非難性。若仍課負行為人遺棄罪責，有失衡平，亦與國民法律感情不符。爰增訂本條，明定阻卻遺棄罪成立之事由。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條所謂之「依法令」應扶助、養育或保護，不以民法親屬規定之扶養、保護及教養義務為限，尚包含其他法令在內，例如海商法之海難救助義務、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六十二條之肇事救護義務。爰明定本條之適用，以依民法親屬編規定應負扶助、養育或保護者為限。四、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條遺棄罪之遺棄行為，包含積極遺棄無自救力人之行為，以及消極不為無自救力人生存所必要之扶助、養育或保護之行為。爰明定僅限於「不為無自救力人生存所必要之扶助、養育或保護」之消極遺棄行為，始有本條之適用。若行為人積極遺棄無自救力人，即便有本條所定之事由，仍不能阻卻遺棄罪之成...